反日反美愤青（假愤青，又称粪青）新时代的奴才和汉奸！！！
春天是流行病毒的活跃期，虽然今年没有闹SARS，也没有闹禽流感，然而，有一种社会病毒却猛烈传播开来——闹愤青。常听到朋友之间这样互相邀请：走，上街看愤青去！
愤青，顾名思义即愤怒青年。愤怒是他们的明显特征。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培养不同的愤青，换句话说，愤青是与时俱进的。文革时期，愤青以造反有理的红卫兵面目出现，80年代受西方摇滚文化的影响，那些挎吉他留长发的青年看上去都挺愤怒，再后来，那些满脸铆钉浑身佩挂狗链顶着鸡冠子头的朋克青年的愤怒更是一目了然。而时下，“愤青”这个词需要重新定义了，他们不带红袖箍也不玩摇滚，他们有更为气派的思想装备——“爱国主义”。虽则身披“爱国”外衣，流露的却是狭隘民族主义分子的本性。反美仇日是时下愤青的主要任务。“愚蠢”已经成了愤青的代名词，而且人数纵多。有人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口应该有18亿，理由是：如果愤青也算的话，那5亿生猪存栏也应该包括在内。所以，如果现在说一个人是愤青，那和骂人是一样的性质。
和纳粹党一样，行动也是中国愤青的准则之一。他们上街抵制日货，上网喊杀喊打，去麦当劳捣乱，或拎着砖头和油漆直奔使馆区。中国愤青数量之众，声势之大，已名震国际舆论，西方媒体把中国愤青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者”。然而，我们平常很难发现他们，愤青不在脑门子上刻着“愤怒”二字。起码可以肯定的是：山东那位被老板打断腿的民工从河南爬行千里回家，沿途没遇到一个愤青；近期在衡水发生的一起强奸案现场，围观的四十多条汉子里也没有一个愤怒者；每次一矿难死人，也没有见愤青站出来。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由此推断：愤青是一种群体现象。他们不关注自己身边个体的尊严与苦难，只在乎诸如“国家”“民族”这些抽象概念。他们放眼世界，只寻找国家的敌人。想让他们跳出来，别提什么“腐败”，只消说“日本人来我国嫖娼”了，麻木的男人立刻都变成了愤青，其中不乏是从洗头房里刚提起裤子。他们愤怒的不是针对妓女同胞的生存困境，而是因为中国妓女只能我们自己嫖，不许你日本人嫖。愤青的每一次愤怒发作，都是因为民族自尊心受伤了。
愤青是一种社会疾病，症状之一就是“受害妄想狂”。在他们看来，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网上发帖，他们习惯在前面加一句“是中国人都要看”，其内容全是对日美罪行的血泪控诉。同时，愤青继承了阿Q的精神基因，在称呼日本时前边加一个“小”字，称呼美国时后边加一个“佬”字。他们叫嚣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24小时就能把日本搞定”，他们喜欢提汉唐盛世，喜欢提四大发明。即使国家每赠送出一只大熊猫，都能给愤青提供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和他们的老前辈“义和团”一样，愤青虽然不敢“灭洋”但骨子里排外，尤其抵制西方自由思想。讽刺的是，当中国实行了经济的自由化刚刚解决了温饱，愤青们又忙着鼓吹“小康”了，“盛世”了，于是有了“一览群山小”的良好感觉。
愤青是一种歇斯底里症的群体性发作。虽然也有砸汉奸墓这样的个体显现，但绝大多数愤青掩藏在群体里以求安全感。群体是不会思考的，是非理性的，是不负责任的。像足球流氓一样，一个人是耍不起来的，只有群体性事件才能显露其流氓本色；也像政治流氓一样，四个人（“四人帮”）是耍不起来的，只有全国人民的参与才会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国家性群氓事件。
愤青的构成主要是无知青年，年龄段约在17——30岁之间，其症状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大脑的发育而自行痊愈。但是，也有的愤青能把这种症状延长到更年期，直至恶化为“职业愤青”，或曰“官方愤青”。这些愤青都有体面的社会的地位，他们有的作为主持人和记者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为萨达姆、拉登之流敲边鼓；有的作为学者著书立说，把读者诱入历史的鼓囊；还有的在大学里充当讲师和教授，承担着对下一代的“仇恨教育”。今天的大学校园沦为愤青大本营，就与这些授业解惑者不无干系。更有形形色色的“职业愤青”在各自的岗位上以培养煽动民族情绪为己任，他们操纵媒体，把握导向，是社会思潮的中坚力量，其危害与那些上街砸玻璃的愤青小喽罗们无法比拟。
愤青不是中国特产，日本也有，美国也有。不同的是，日本愤青从美国原子弹废墟里爬起来，化悲痛为力量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一个世界强国，而中国的愤青仍然沉浸在战争的仇恨里不能自拔。中国愤青与美国愤青倒有些共同之处，即美国愤青敢对布什说“不”，而中国的愤青，也敢对布什说“不”。
校园内外，愤青无处不在，你若想立马见识一个活标本，只需把视线投注身边，在与亲戚朋友的家常闲谈中扯一扯台湾独立问题，或美国问题。前提是你要与主流观点持相反或中立的态度。若对方碍于情面沉得住气，那你就再扔出日本问题，这是愤青的涵养底线。一般来讲，三个问题基本能暴露对方的愤青身份。当然，这种试探是有风险的，你得承受他们砸在你头上的“卖国”“洋奴”“汉奸”这些大帽子，因为在愤青看来，他们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是正义的化身。
